在第二次大“围剿”失败后，蒋介石几乎没有给工农红军任何“喘息”的机会，就紧接着开始部署实施第三次大“围剿”。
1931年6月6日，蒋介石发布《为“剿匪”告全国将士书》，声称要“戒除内乱”、“剿灭赤匪”。
第三次大“围剿”，蒋介石亲自出马任“剿匪”总司令，在战略战术上：一是集中包括自己嫡系部队在内的30万空前规模军事力量；二是采取“东西封锁、由北向南”推进策略，一改第二次大“围剿”时“步步为营，稳扎稳打”之方针，“厚集兵力，分路围攻，长驱直入”，妄图“分路围剿，先将匪军主力击破，捣其匪巢，然后逐步清剿”，“再图根本肃清”。
面对国民党军队突如其来的进攻，红军指战员既未在苦战后得到休整，人员也未得到补充。更重要的是，红军大部队正远离根据地，远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。
面对严峻的形势，毛泽东、朱德沉着冷静，在有条不紊地将军队收缩集中后，绕道千里，挥师赣南。
由于国民党军队行进速度很快，我主力红军向赣南根据地前部和腹部集中，已然无法实现。
面对危机敌情，毛泽东断然决定，再次实行“千里大迂回”，沿闽赣边界武夷山脉南下，到根据地南部瑞金再折向西北，直插敌军背后。
“千里大迂回”、绕道千里、回师赣南，为红军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。在如何打破敌人围攻的策略上，毛泽东确定了：
第一，以由迂回敌军侧后改为中间突破，以少量部队向赣江佯动，造成敌人错觉，主力红军穿越南北强大敌人之间的20公里空隙，在跳出敌人包围圈后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将毫无戒备的敌人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彻底歼灭，由此取得了第三次反“围剿”初战——“莲塘战斗”胜利。
第二，发扬连续作战精神，当天下午一时，又发起“良村战斗”，歼灭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大部，击毙副师长魏我威，参谋长刘家祺。
第三，利用“莲塘战斗”和“良村战斗”两次胜利，调动敌人兵力东向，主力红军却悄悄挥师向西，逆向而行，打击敌人后方薄弱之处，经过三天长途奔袭，一举歼灭敌毛炳文师两个团。
从八月七日至十一日，红军连续取得“莲塘”、“良村”、“黄陂”三战三捷的胜利，重新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。
第四，声东击西，利用蒋介石、何应钦“深恐我军东出抚州”之忧虑，以红十二军伪装为主力，大张旗鼓向乐安佯动，装出必攻临川之势，调动敌军向东北方向驰援，而我主力红军寻隙一路向西疾进，经过一夜急行军，再次跳出敌人包围圈。
攀山越岭、忽东忽西的红十二军，牵着敌人的鼻子，将“肥的拖瘦”，“瘦的拖死”。精疲力竭、士气低落、已无力与红军作战的敌军，在“两广”方面联军进攻湖南情况下，于九月四日退却。
国民党军队退却，正好是红军反击的大好机会，在毛泽东、朱德的指挥下，红军又进行了“老营盘”、“高兴圩”和“方石岭”追击战。
至此，第三次大“围剿”又被我英勇红军成功打破。除了“高兴圩”之战打成对峙战，红军六战五捷，取得了辉煌胜利。
研究学习反第三次大“围剿”，研究毛泽东战争指挥智慧和艺术，在战略上得到如下启示：
第一，战略的灵魂是主动权。
战争指导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是，力避被动，力争主动。战争中的主动权，集中体现为军队行动的自由状态。
毛泽东曾经说过，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，失去了这种自由，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。
纵观第三次反敌大“围剿”，从疲惫之兵被动应战“十倍”于己的优势敌人，从“远离根据地”，“千里大迂回”，再到“两次”在强大敌军“空隙”之间大胆穿插，红军终于抓住了敌人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——上官云相这个“弱旅”，“莲塘”、“良村”、“黄陂”三战三捷，使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下的红军重新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。
《兵法》云，“善战者，致人而不致于人”。在企业经营中也是如此，“进退裕如”永远是企业经营的最佳状态。相反，“羚羊抵藩”“不能进不能退”的“经营困局”，一定是“忘记了主动权”，“丧失了主动权”的结果。
想当年，任正非孤注一掷研发“3G”，迟迟等不来“3G”牌照的任正非差点跳楼，巨大的压力是他“十年抑郁症”的根本原因。
但是，熟读《毛选》的任正非，为了重新夺回企业经营的“主动权”，采取了“打到外线去”，开启了“走进亚非拉”，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国太平洋”的“国际化”之路，由此夺回了“主动权”，华为公司躲过了创业以来最大的“生死劫。”
第二，夺取战略“主动权”的核心，是“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”。
建国以后，毛泽东曾说过：打仗没有什么神秘，打的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，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。什么战略战术，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四句话。
“打的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”，说的是“灵活机动”；“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”；说的是积极主动。
在整个第三次反敌大“围剿”中，可谓险象环生，步步惊险。无论是“千里大迂回”，还是“铁锥钻牛角”，还是“对敌逆向行”，所有这一切，皆是为了在“积极主动”中，实现“灵活机动”，在“灵活机动”中，掌握“战略主动”，从而达到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“自由状态”，依此实现“消灭敌人”、“保存自己”的战略目的。
在企业经营战略中，为了摆脱“同质化”的“被动命运”，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战略学教授迈克尔•波特，在其战略学名著《竞争战略》中，提出了“差异化”、“聚焦”和“低成本”三大战略。
其实说来说去，根本还是个“差异化”问题。与波特的学究气不同，毛泽东以伟大战略家“举重若轻”的胸襟，轻轻松松的告诉我们：战略的取胜之道就是：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。
你打你的，我们不能左右；我打我的，需要我们企业家好好的费一番功夫，拿出“我打我的”那一套“独特的绝活”来。
否则，接下来的局面一定是不可避免的“战略被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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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第二次大“围剿”失败后，蒋介石几乎没有给工农红军任何“喘息”的机会，就紧接着开始部署实施第三次大“围剿”。
1931年6月6日，蒋介石发布《为“剿匪”告全国将士书》，声称要“戒除内乱”、“剿灭赤匪”。
第三次大“围剿”，蒋介石亲自出马任“剿匪”总司令，在战略战术上：一是集中包括自己嫡系部队在内的30万空前规模军事力量；二是采取“东西封锁、由北向南”推进策略，一改第二次大“围剿”时“步步为营，稳扎稳打”之方针，“厚集兵力，分路围攻，长驱直入”，妄图“分路围剿，先将匪军主力击破，捣其匪巢，然后逐步清剿”，“再图根本肃清”。
面对国民党军队突如其来的进攻，红军指战员既未在苦战后得到休整，人员也未得到补充。更重要的是，红军大部队正远离根据地，远在闽北和闽西一带做群众工作。
面对严峻的形势，毛泽东、朱德沉着冷静，在有条不紊地将军队收缩集中后，绕道千里，挥师赣南。
由于国民党军队行进速度很快，我主力红军向赣南根据地前部和腹部集中，已然无法实现。
面对危机敌情，毛泽东断然决定，再次实行“千里大迂回”，沿闽赣边界武夷山脉南下，到根据地南部瑞金再折向西北，直插敌军背后。
“千里大迂回”、绕道千里、回师赣南，为红军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。在如何打破敌人围攻的策略上，毛泽东确定了：
第一，以由迂回敌军侧后改为中间突破，以少量部队向赣江佯动，造成敌人错觉，主力红军穿越南北强大敌人之间的20公里空隙，在跳出敌人包围圈后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将毫无戒备的敌人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彻底歼灭，由此取得了第三次反“围剿”初战——“莲塘战斗”胜利。
第二，发扬连续作战精神，当天下午一时，又发起“良村战斗”，歼灭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大部，击毙副师长魏我威，参谋长刘家祺。
第三，利用“莲塘战斗”和“良村战斗”两次胜利，调动敌人兵力东向，主力红军却悄悄挥师向西，逆向而行，打击敌人后方薄弱之处，经过三天长途奔袭，一举歼灭敌毛炳文师两个团。
从八月七日至十一日，红军连续取得“莲塘”、“良村”、“黄陂”三战三捷的胜利，重新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。
第四，声东击西，利用蒋介石、何应钦“深恐我军东出抚州”之忧虑，以红十二军伪装为主力，大张旗鼓向乐安佯动，装出必攻临川之势，调动敌军向东北方向驰援，而我主力红军寻隙一路向西疾进，经过一夜急行军，再次跳出敌人包围圈。
攀山越岭、忽东忽西的红十二军，牵着敌人的鼻子，将“肥的拖瘦”，“瘦的拖死”。精疲力竭、士气低落、已无力与红军作战的敌军，在“两广”方面联军进攻湖南情况下，于九月四日退却。
国民党军队退却，正好是红军反击的大好机会，在毛泽东、朱德的指挥下，红军又进行了“老营盘”、“高兴圩”和“方石岭”追击战。
至此，第三次大“围剿”又被我英勇红军成功打破。除了“高兴圩”之战打成对峙战，红军六战五捷，取得了辉煌胜利。
研究学习反第三次大“围剿”，研究毛泽东战争指挥智慧和艺术，在战略上得到如下启示：
第一，战略的灵魂是主动权。
战争指导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是，力避被动，力争主动。战争中的主动权，集中体现为军队行动的自由状态。
毛泽东曾经说过，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，失去了这种自由，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。
纵观第三次反敌大“围剿”，从疲惫之兵被动应战“十倍”于己的优势敌人，从“远离根据地”，“千里大迂回”，再到“两次”在强大敌军“空隙”之间大胆穿插，红军终于抓住了敌人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师——上官云相这个“弱旅”，“莲塘”、“良村”、“黄陂”三战三捷，使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下的红军重新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。
《兵法》云，“善战者，致人而不致于人”。在企业经营中也是如此，“进退裕如”永远是企业经营的最佳状态。相反，“羚羊抵藩”“不能进不能退”的“经营困局”，一定是“忘记了主动权”，“丧失了主动权”的结果。
想当年，任正非孤注一掷研发“3G”，迟迟等不来“3G”牌照的任正非差点跳楼，巨大的压力是他“十年抑郁症”的根本原因。
但是，熟读《毛选》的任正非，为了重新夺回企业经营的“主动权”，采取了“打到外线去”，开启了“走进亚非拉”，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国太平洋”的“国际化”之路，由此夺回了“主动权”，华为公司躲过了创业以来最大的“生死劫。”
第二，夺取战略“主动权”的核心，是“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”。
建国以后，毛泽东曾说过：打仗没有什么神秘，打的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，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。什么战略战术，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四句话。
“打的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”，说的是“灵活机动”；“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”；说的是积极主动。
在整个第三次反敌大“围剿”中，可谓险象环生，步步惊险。无论是“千里大迂回”，还是“铁锥钻牛角”，还是“对敌逆向行”，所有这一切，皆是为了在“积极主动”中，实现“灵活机动”，在“灵活机动”中，掌握“战略主动”，从而达到“致人而不致于人”“自由状态”，依此实现“消灭敌人”、“保存自己”的战略目的。
在企业经营战略中，为了摆脱“同质化”的“被动命运”，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战略学教授迈克尔•波特，在其战略学名著《竞争战略》中，提出了“差异化”、“聚焦”和“低成本”三大战略。
其实说来说去，根本还是个“差异化”问题。与波特的学究气不同，毛泽东以伟大战略家“举重若轻”的胸襟，轻轻松松的告诉我们：战略的取胜之道就是：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。
你打你的，我们不能左右；我打我的，需要我们企业家好好的费一番功夫，拿出“我打我的”那一套“独特的绝活”来。
否则，接下来的局面一定是不可避免的“战略被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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